May 11, 2008

新華僑・老華僑


《新華僑・老華僑—変容する日本の中国人社会》(新華僑/老華僑:變遷中的在日華人社會)是譚璐美與劉傑的共筆之作。全書區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由譚璐美執筆,她以在日華僑二世的觀點出發,走訪日本三大華人集聚都市(長崎、神戶、橫濱),夾敘夾議地論述一、二代華僑的在日生活經驗,以及他們在經歷中日戰爭、國共分裂時的認同轉折。第二部分由劉傑主撰,他關照的主題在於戰後華僑的融合、分裂與對立問題;觀察場域是華僑總會和中華學校,關鍵重點在於中國與台灣、老華僑與新移住者間的衝突與磨合。

這本書的原購者是煙斗,有天下午我閒著無聊順手抄起,翻著翻著翻出興趣,結果就擱下了指定讀物,轉頭踏入華人移民曲折的遷徙路徑。「華僑」一直是我十分感興趣卻不敢輕易碰觸的主題;感興趣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受到母親成長的背景影響,第二是我遷居國外之後,對旅外華人的心境變化充滿好奇。不敢碰觸的理由則在於,要談華僑便不可能繞過國家認同,而近代紛亂的戰爭、分裂,以及越趨極端的本土化意識發展,讓「認同」成了一個棘手的關鍵字。既然我並沒有親自處理這個議題的勇氣,參考別人的著作便成為重要的解謎指引。

《新》書雖然出於學者之手,但它比較近似紀實採訪和評論的混合體,內容提供大量的訪談紀錄與個人觀點,並未以艱澀的理論用詞加高進入門檻,讀來無啃牆食磚的苦悶。

此書點出了幾個現象尤其值得注意:

一,華人社會內存的差異。在日華僑雖然是一個慣用的稱呼,但此說易於忽略華人社會內存的歧異問題,這種歧異可能導因於遷居歷史、源出地或慣用語言的分別,也可能是政治勢力對抗的結果。前述差異既反映在幽微的國家認同心態,也牽動移住華人在日實據的社會位置,譬如中日戰爭結束對台籍移民和大陸系移民造成的影響即有顯著差異。前者面臨的是因失去日本籍而被迫放棄公職學歷的衝擊,以及自日本社會「局外化」的轉變,後者經歷的則是自「支那人」而為「戰勝國」國民的變遷,但「局外人」的身分依然如昔。

二,華僑與日人的互動關係。譚璐美在書中引述受訪者的說法*指出,華僑與日人的交流在三大都市中明顯有異:長崎華人將日人視為『親戚』交往,神戶的華人待之以『朋友』,但對橫濱華人而言,日人不過是『鄰居』」。從親戚到鄰居,三個隱喻道出的不單只是移民與當地居民的互動多寡,同時也反映出移民融入當地社會的深淺之別。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日本作為亞洲最早西化的國家,開港、開國的歷史雖然淵遠流長,但整體社會對於「他者」的接納異常低迷,這種排拒的心態尤其鮮明地表現在行政對應之上,《新》書中舉出橫濱中華街與當地行政機關的對立衝突亦可為證。然而單從華僑視點無法闡明此一現象,如欲深入討論這個問題,比對、結合日人自論民族性的著作仍是不可或缺的步驟。

三,在日華僑的認同轉折(或者曲折?)。這和第一點息息相關。譬如戰前移住日本的台灣移民,法律上被視同日本國民看待,終戰後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同時卻得經歷失去公職的危機,未久又遭逢國共分裂、二二八事變等對立事件的衝擊。而大陸移民面臨的則是由被侵略國轉為戰勝國,再被迫自國共之間選邊站的課題。在同樣是以戰爭為經、以移民社會為緯的小說《二つの祖国》(兩個祖國)裡,山崎豐子筆下的主角賢治因長期為認同所苦,最後走上飲彈自絕的路。我雖然很喜歡那部小說,但這時不免覺得,相較於華僑面臨的多重認同考驗,賢治那才不過兩個交纏的認同實在太淺了,還好他是日僑不是華僑,不然幾個彈匣也不夠吞用。日本、中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在華僑社會裡,認同是一條糾葛的線,糾糾纏纏不可輕辨,要不是索性拋開了不再深問,就是心底永遠卡個打不開的結。

「結」是甚麼?「結」是當年長的日籍老人友好地對你說,「台灣以前是日本的一部分,你也算是『我們』的一份子」時,你激烈地搖頭否認,卻忽而發現否認反而使你失去了立足依據,甚至陷落政治不正確的危機,那一瞬間湧起的複雜情緒。當華僑耆老帶著欽羨的眼神詮釋新移民看淡國籍與歸化問題時,我想他們真正羨慕的,是那種可以篤定的說出「我是○○人」,沒有絲毫猶疑、也無慮遭到挑戰的態度。

四,女性的遷徙。E.Beck曾經指出,新一波的遷徙行動主要是由亞洲女性主導,遷徙的理由是基於看護勞動需求與婚嫁關係。Beck此說雖然針對歐洲而發,但近年日本大幅增加的國際婚姻間接呼應此一觀點。《新》書中雖亦觸及華僑與日人通婚形態的轉變,但主要落在華僑二世的通婚關係,新移民的部分則偏重於留學生和專業人才的遷徙,獨獨遺漏了因婚嫁離開母國遷往日本的華人女性及其適應問題,而後者正好是我以為這幾年將會備受關注的主題。

[1]原文為「長崎の華僑は、日本人と『親戚の仲』だそうですよ。それに対して、神戸の華僑と日本人は『友達』の間柄で、横浜の華僑は日本人と『隣人』の関係なのだそうです。」(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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