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 31, 2007

講座@慶應


星期二上午,我到慶應聽Benedict Anderson演講。這場演講是慶應慶祝建校150周年的系列活動之一,我之所以報名除因聞仰此人大名甚久,且其著書「想像的共同體」曾是重要摘引對象之外,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實在想找藉口到慶應晃幾圈追想別科生活。

這不是第一次在日本學術機構聽講,但大概是型態與人數影響,我一直不覺得在日聽講和在台灣有何顯著差異,直到這回終於大開眼界。在西校舍完成報到手續之後,負責人員淺笑盈盈地遞上一台隨身聽大小的儀器,我困惑地左翻右看半天,注意到上頭有張小小的標籤註明此為口譯廣播耳機;主頻道是英文講者的麥克風原聲,次頻道則有即時日文口譯。也就是說,英日語可以透過耳機同時傳遞,英文講者不需再面臨說一句停兩句等人翻譯的尷尬,日文聽眾也不必因為語言隔閡的顧慮而畏怯進場。

第一回碰上這樣的專業作法,驚訝之餘不禁佩服起慶應的巧思(以及大手筆),這種透過即時口譯廣播的作法,對講者和聽眾來說都是貼心的安排,舉辦國際研討會或講座時若能做到這種地步,對聽、講雙方而言無疑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也是因為這台小小的機器帶給我的震撼甚深,我忙著在主次頻道間更替玩耍,差點忘了今天赴會的目的是聽講而非科技觀摩。而在語言的漂移轉換之中,一種奇妙的連接感油然浮現,我一邊讚嘆「啊,在聯合國開會原來是這種感覺」,一邊也明白了山崎豐子何以會在【二つの祖国】中將東京裁判的即時口譯和檢閱描述成萬分壓迫且緊張感無限上綱的場景。

至於Anderson的演講內容,老實說稍嫌生硬普通。Anderson大概是位生性嚴謹的學者,與其說他在演講還不如說他在進行慣例性的報告,語調平鋪直敘,內容和看書則沒有太大差別可言。Anderson首先對國族主義的發展和流變作了三個主要時期的劃分,而後以他實際在亞洲──特別是東南亞──一帶的觀察為輔,說明國族主義在亞洲地區興起對各國造成的衝擊與影響。如果不是他在後半部提起了應當關注性別與國族主義間勢力消長的問題,以及於亞洲內部的亞洲移民流動現象,我可能會聽著聽著就昏睡過去。

整場演講中,我對Anderson提出的兩個展望點較感興趣,其一是父權宰制與國族意識影響力消長的問題。Anderson以國際通婚為例,指稱過去父權意識型態是社會主要控制力量,伴隨國際通婚而來的往往是女方對自身國籍、國家認同的捨棄和對夫國的歸化反應,但在晚近的國際通婚中這種情形正在削減,國家意識先於父權統御而存的位置越來越鮮明。他認為這與晚近國族意識為政治力量操弄,且成全球化浪潮底下的一股反撲因素有關,然而父權宰制與國族意識的拉扯糾葛日後將出現何種發展,Anderson僅保留地表示,解謎的工作應該要由未來的研究者擔起。

其二則是亞洲內部的亞洲移民現象。過去亞洲國家大量朝歐美等已開發國家輸出人力資源,但晚近人口流動開始捨遠求近,移動範圍多半在亞洲國家之間流轉。Anderson的討論雖然遺漏了南亞和西亞地帶的複雜問題,但其說法頗能與我日前閱及Elizabeth Beck對女性──尤其是亞洲女性──成為新的移民勢力的討論相互呼應。這顯示亞洲女性的人口流動發展、流動形式,和在流轉遷徙中不斷再塑的認同歸屬,將是一直以來刻意抹除(或不經意忽視)性別問題的全球化討論下波最可能轉向的路徑。

是日演講還有另一點讓我難忘,那就是法學院院長小此木教授代表主辦單位致詞的一席短辭;教授除了簡介Anderson的略歷與學術貢獻之外,說著說著還不忘把講題與創校人福澤諭吉扯上關係,福澤如何有功於日本的現代化和國際化芸芸也照例不會缺席。我一聽到福澤先生再度顯靈,忍不住便竊笑失聲,在慶應時每逢儀式大老必提福澤,老師之間以「~君」相呼、學生則被稱為「塾生」的回憶登時活絡了起來。這種昂然把校史揣在懷裡的風格,果然就是我所認識也想念非常的慶應義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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