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13, 2006

時效


相較於台灣媒體,日本媒體似乎甚是喜愛「(公訴)時效」這個名詞。

「時效」一詞不但大量為各種漫畫小說日劇電影引用成創作來源,新聞節目亦動輒便以「時效」為旨報導專題。而一旦遇上任何曾經涉及生命消殞的懸案,時效將屆這件事就更像聲聲盼的催人咒,必然大量、頻繁地透過各種新聞與評述節目播送。於是即使我並不清楚事發當時的日本社會背景和案件曾經促起的激辯討論,也必然會在時效將屆的24小時之內,透過電視媒體一舉得知所有曾經引起這個社會震撼、不安或悲泣的過去。

時效在日本法律上有三重意義,最常為媒體採行的是刑法上的「公訴時效」之說,亦即自案發後若逾規定期間未將嫌犯逮捕歸案,警檢將失去對犯人提起公訴的權力。日本史上許多重大案件(含三億元事件、怪人二十一面相和多項殺人案件)俱因相同理由黯然落幕,無數警察蒙塵下臺,許多破碎的家族和犯罪被害人無助地嚶嚶啜泣,指陳法律未能給予無辜者相應的保護。然而無論批評反對如何激烈,「公訴時效」的規定依然白紙黑字地載於刑事訴訟法中,短期內看來也沒有修改的可能性,於是乎,媒體便成了人們唯一能夠反向回擊的途徑。

約莫是在去年冬季,我有一度十分著迷於中山秀征等人主持的晚間節目。該節目的調性非常詭異,既不像是常態性的綜藝,也不像是突發性的特輯,好像會非常隨機地出現在某個時段播映,依隨的時機則視重大案件的時效屆期而定。該節目當時留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於,它是以各大時效將屆的刑事案件(通常是命案)為題製作專輯報導,從事發當時的種種證據、各種可能線索,以至於承辦警方和受害家屬多年來的心路歷程無所不提,而畫面一出現場必定人人動容咬牙切齒,此時螢幕下標會跑過一行電話號碼,呼籲全國民眾提供可能線索,以期在時效將屆的最後數日內找著破案曙光懲奸除惡。

這樣的電視節目自然是有許多可議之處。比方說何以不循正常的新聞播放形式謀求協助?又為何要等到時效已屆的最後關頭才來央求全國矚目?而其為求話題性不斷灑潑的悲情氣氛營造,想來也必定不合媒體自律的各項準則。然而質疑的同時卻也不能不承認,假如不是有時效將屆這個大前提(以及其後意味的惡人逍遙法外)的恫嚇,以及那些十分催淚的心路歷程,健忘的觀眾恐怕誰也不會記得亦甭談關心那些夜裡從來不能停歇的哭聲。社會變遷、資訊內爆、人際疏遠…眾多已經混淆的因果造成了閱聽眾的麻木茫然,於是藥得越下越狠,而指責媒體的同時事實上對其仰賴亦深(不然為何人人均斥蘋果,遇到黑店時卻首先必說「嘿,快去投訴蘋果」),這也是為何我曰媒體即當代Death Note的緣由。

話岔得太遠,我好奇的其實不過就是「時效」這件事在媒體上的呈現罷了。在台灣時鮮少聽聞媒體報導或追蹤「時效」一詞,台灣媒體對「公訴時效」的關切似乎也不若日本媒體這樣執迷。我非常粗略的推論,這等落差中反映了台日之間的幾點差異:首先,台灣媒體對「逐新」的興趣遠勝「懷舊」,新聞新聞,舊了當然失去價值意義,自然也無追索之必要。是以除了幾項重大懸案之外,一般市井小民的凶殺命案頂多只有一、兩日曝光可能,十年後是否沉冤未雪恐怕不會落在媒體的記事本。當然,這也可能是因為兩國犯罪率間的落差使然;據聞日人遭殺害的機率不過百萬分之幾,犯罪率低相對凸顯了個別案件的重要性,因此十年來從新聞、評論到靈感節目都啣著同一樁案件打轉,想來似乎也不能說是太奇怪。第三,日本的犯罪事件報導形式說好聽點叫做節制,說露骨些就只是訃聞公告,一則新聞看下來你只知道那裡有誰掛點,而若不連續收視一個禮拜,有時連嫌疑犯的可能特徵都模糊不清,案發一年後始公佈一項嫌犯非直接性新特徵的處理方式亦不在少數。這種做法應該和警方刻意控制線索流出、媒體報導規範有關,雖然這可能成功地避免了媒體過度消費犯罪事件或干擾辦案,但同時也扼殺了參考線索的提供機會,加上日本本無指紋資料檔案(不過開始要逼吾等外國人壓指紋了)亦無身分證制度,案件錯過了一定的偵辦時期幾乎就等於宣告無解。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日媒好以懸案為題,並緊咬著「時效」大作文章的關鍵,就像所有合理守約的大報都必然轉投資週刊誌揭弊曝醜一樣,那不定是他們對現有報導形式一種迂迴的抗議與反擊。

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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